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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1-50805239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从业15年,接诊过数千个家庭,来看病的孩子承受着不同精神疾病的困扰。在她看来,尽管影响疾病的因素纷繁复杂,但家庭和养育,对于孩子的精神健康至关重要。面对疾病,要做的不是指责,也不只是在医学意义上消除它,我们要去理解疾病背后,孩子的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以下是林红的讲述:
渴望被重视
现在自伤的孩子比较多,在手腕上割道子,会渗血。五六个孩子都有自伤倾向的,他们会在一块儿割。我听到过一个自伤的孩子和医生间的对话。医生问,你为什么要割自己?孩子说,看到渗血会觉得释放压力,挺舒服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有一年多了。那你有压力,跟父母说过吗?说了,父母觉得没什么。最后医生说,你这样伤害自己,我们很担心,万一失血过多,有生命危险怎么办啊?孩子笑了,说没事儿,我知道深浅,我是不会割大动脉的。
其实自伤的孩子,包括自杀的,走到这一步,前面往往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呼救:“你们不觉得我有什么困难,我自伤了,是不是就开始重视了?”最近,我看到很多少年自杀的新闻,有人评论说孩子太脆弱,一点事就想死,我就感觉到,社会对这个群体还是有很多偏见。每一个生命都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自我毁灭的。自杀的孩子毕竟是少数,但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有很多事没有做到。
我接诊的一个初三女孩出现了情绪障,主要表现为退行。每天不定什么时候,她要让妈妈抱,抱不到就害怕,每天她要问很多遍:“妈妈你爱我吗?”他们一家来看病,妈妈很苦恼,说林大夫,我怎么办啊,我说爱她,但怎么跟她保证也没用。正在治疗着,女孩的爸爸突然提到一件事,就会语气严厉地责孩子:“你是怎么回事?奶奶来给你陪床,你还不好好理奶奶!”这话音刚落,孩子又失控了:“妈,妈,你抱我,你抱我。”妈妈有迟疑,不想抱,我说妈妈赶快抱一会儿吧。其实妈妈只抱了她一会儿,她就好了。
我就问家长,我注意到刚才爸爸一说话,女儿就突然要妈妈抱,这是为什么,你们怎么看----这就是要在情境中去理解孩子的症状。后来那个女孩说,她爸爸在两年前打过她,打得特别狠,她就很害怕。她爸爸一说话,就会让她想起自己被打的经历,这就是一个创伤。再加上这对父母长期以来就有很多冲突,最近他们办了离婚,孩子的症状就突然很明显了。我跟妈妈说,孩子最近有退行的表现,可能是孩子内心缺乏安全感,没有感受到足够的爱。那么对于妈妈来说,先别害怕,也别自责,就大方地抱孩子,满足她的需要。母女俩甚至可以讨论,一天主动抱几回、什么时间抱,是两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假如能做到每天固定抱六回、八回,固定几点就开包,她可能抱够了,就不需要让你抱了。妈妈觉得,这些建议对她很有帮助。从前她心里害怕,抱的时候也很纠结。现在,她能理解孩子的行为了,就把配合孩子看作了治疗的一部分。
“你是病了,不是在作”
我们医院是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大众对于看精神科是挺顾忌的,所以走到我们医院的家庭,往往都经历了特别长的时间,首先家长不知道孩子是精神问题,比如孩子发脾气,就认为是不听话,家长不认为这是病。其次是精神科的问题常会伴随躯体上的症状:头疼、眼晴疼、牙疼……还有发烧的,一般是在周日晚上,因为周一要上学了。家长带孩子去综合医院,查了一圈,查不出问题,大夫就会建议转诊,看是不是精神科的问题。
一些孩子是被学校要求来的,他们因为生病,成绩不好,给班级拖了后腿。老师建议家长带孩子去看医生,家长就很不高兴,认为老师是在推卸责任,想让孩子拿回一个正常诊断。这样的情况下,家长来就诊的动机不是治病,而是想证明自己的孩子正常,就导致我们问诊时,家长不太配合,这其实是一个机制问题,怎么能让老师、家长、医生为了孩子达成合作。在美国和德国,精神科医生和学校的心理老师有合作,会定期去学校发现一些有问题的孩子。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如果精神科医生提出要带孩子去医院就诊,家长不带还不行。但在我们这儿,家长最终带孩子来看精神科,往往是因为孩子已经不能上学了。很多家长往往带着愤怒说:“林大夫,我悄悄跟你说,我觉得他没病,就是装的。”每到这时,我就会告诉家长,我相信没有哪个孩子是没什么事就不想上学的。之所以没能上学,他是有困难,上不了和不想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我们做治疗时,和家长沟通很困难的一点,就是让家长理解,孩子这是病了。80%以上的家长不能理解孩子怎么了,还会觉得孩子有点作。孩子很容易受家长影响,孩子也会问:“我怎么了,我不想这样,我是不是在作?”我就会明确地告诉孩子:“你现在病了,不是在作,你这不过是疾病的一些症状。”这句话本身就能帮到孩子,孩子会感觉好很多,知道自己不是故意的。我也告诉他,治疗后你会好转的。
孩子的病也是家庭的病
一个孩子为什么会患上精神疾病?医学上很难归因。但我们有个概念叫做“易感人群”,是指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群体。一方面和遗传有关:有的人神经递质有特殊性,容易情绪波动、钻牛角尖;另一个因素是创伤性经历,比如遭受虐待、车祸、亲人离世……再有就是家庭和养育。我认为如果只治疗孩子,不帮助家长,孩子很难彻底好转。
我接诊过一个患抑郁症的女孩,她告诉我,爸爸失业了,找不到工作,妈妈每天心情不好。妈妈很多次问她:“假如有一天我自杀了,你怎么办?”我问女孩,你是怎么想的?她说自己特别害怕,“妈妈要是真死了,我怎么办啊。”和妈妈访谈时,我发现妈妈有较严重的抑郁症状,却没有及时就医。让成年人去面对他们自己的身体问题很难的,但这往往是导致孩子生病的部分原因,并影响对孩子的治疗。另外,当我跟妈妈讲,她跟孩子说自杀这样的表述给孩子带来很大压力时,妈妈说,没想到跟女儿说这些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我也没处说,我也没啥朋友,我就只有跟女儿说。”
治疗的过程中,很多孩子这样跟我说;“林阿姨,我发现我不能好。”我问为什么。孩子说:“我但凡一好转,爸妈就要现原形了。”我说怎么个现原形啊?孩子说:“他们从前对我要求高,我病了,不敢要求了。我这一好,成绩啊,排名啊,就又来了;我这一好,他俩又开始折腾离婚了。”临床上,我看到很多孩子并不是有意的,不是装病,可是他会害怕康复后又回到过去的生活状态。这种恐惧就成了治疗障碍,让他总也好不了。
我接诊过一个七岁男孩。有一天,他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他去看眼科,查不出问题,后来就说是不是精神科的问题,转到我们医院的病房。我去做家庭治疗时,就发现孩子的父母正在闹离婚,整天打,已经打了很多年。爸爸把妈妈推到地上,妈妈摔到了腰。两个人闹到法院,妈妈就让儿子给她作证,说是爸爸推的。结果还没上法庭,孩子的眼睛就看不见了。治疗的时候,我告诉这对夫妻,你们离了,妥善处理这段关系,孩子也可以很健康。但如果真的过不下去还勉强在一起,每天这么打,孩子反而不健康。另一边,我也做孩子的工作,引导他尽量从父母的关系中抽离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来,他的眼睛也看见了。
所以症状出现必然有它的土壤。这也是我们在家庭治疗中常说的;不能单纯说是孩子病了,我们认为是系统病了,家庭、学校、社会都是系统的一部分。系统出了问题,很容易体现在孩子生病上,因为孩子最脆弱。
医生有时很无力
我在美国参观波士顿儿童医院,儿童精神科的主任说,会让每一个孩子在这里得到最好的治疗。我好奇怎么做到这一点?他说首先是不能随便挂号的,都是社区医院先发挥作用,治疗困难的再转诊到儿童医院,转诊单上会把病情和转诊理由写清楚,这样医疗更加层级化。其次他们的医生都是经过规范化培训的,先训练在成人精神科工作,再学习治疗儿童的部分,这样医生既了解孩子,也能把握家长的心理。并且,他们是一个团队,孩子需要配备什么样的治疗,关键力量是什么,都能提供相应的服务。
我觉得在国内做医生,有时候真得很无力,我们在精神科能做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当一个孩子需要其他层面的治疗时,我们就转不过来了。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孩子都不要病。越是医疗资源不够的时候,越需要重视预防。但对于那些已经来看病的家庭,我会告诉家长,孩子病了,不能说是好事,但是在十几岁,还没有完全长大的时候,他病了真的不完全是坏事,这给了我们家长很多机会去反思自己做出改变。
我也对孩子说,现在我们花几个月、一两年,也许三四年来好好治病,不能正常上学看着是落后了。可是,我们能用这些时间比同龄人更早地思考,如何看待和处理生活中的很多问题,以及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过怎样的人生。大多数孩子没有机会想这些,他们在各种压力下不停地学习,也许到30岁、40岁的时候才去想。很多同龄人现在没有表现出症状,不代表他们具备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
曾经有一个家庭,女孩是我们普遍推崇的好性格:完美主义、勤奋、自我要求高。她写家庭作业,不允许自己出一点错,写不好就要改,改不完就熬夜,有时写到晚上10点睡觉,凌晨4点又起来接着写,家长觉得是好事,还夸孩子精益求精。后来学业越来越重,孩子作业写不完,整宿不肯睡,上不了学了。直到这时候,家长才反思过去的观念是不是错了。在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里,追求完美是优秀的表现。那些能放过自己的人被认为是不好的,但实际上他们的灵活性更强,那么到底什么是好的,要成为怎样的人,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去探索。
心理治疗的基本目标是消除症状、治愈疾病,而终极目标是人格的成熟和完善。我也见证过太多的孩子,他们的康复很艰难,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慢慢想通了。最后,他们不光是病好了,也会对这个社会理解得更加深刻,这是一个成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