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应有差异、没有等级

 

现代教育应“有差异、没等级”

2013年10月26日   A1叠16 ：女性   稿件来源：新闻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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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报记者　孙立梅　报道　制图　邬思蓓        

　　教育学和心理学在中国越来越成为显学，但在与现实对接的过程当中，无可避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尴尬”。在日前举办的“与心灵相约”健康主题论坛现场，有位在中职校做心理工作的老师就提出这样的疑问：从中职校出来的学生，90%以上将来可能会生活在社会底层，很多教育和心理学所秉持的理念，在学生那里是得不到回应的，有没有一门面向“底层”的教育心理学？论坛主讲人之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蒋昌建博士的回答引起哄堂大笑：“这是我的切身体会：我回老家开同学会，发现物质生活，包括其他生活的形式，跟当年没考上大学的那批同学比，我可能是混得最差的。”
　　论坛的另两位主讲——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一峰、复旦大学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孙时进也指出，现代教育的问题之一，在于我们把不同孩子之间的“差异”，当成了有高低之分的“等级”。孙时进说：“一位开车或者修车的工人，跟一位做莎士比亚研究的学者，都能感受到同样的体面和尊严，那才是我们理想的社会形态。”

　　怎样跟中职校学生、跟所谓“差生”真诚地谈论教育？

　　蒋昌建：我回老家开同学会，发现跟当年没考上大学的那批同学相比，我混得是最差的。他们最低的头衔也是老板，他们的财富、生活都比我好，精神风貌也比我好。所以我的意见，不要小看中职生，不要小看这些考不上大学的人，他们太了解中国社会了。因为有这个了解，所以他们在中国社会做生意，营商，比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再做，成功的几率要大。
　　但我们要营造一个很好的文化氛围。你说像曹德旺（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福耀集团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这样的，他念过几本书？周成建（美特斯·邦威创始人）念过几本书？可是市面上的励志书，大都是那些上过清华、哈佛的人写的，这给家长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只有考上好大学，以后才能有好的事业。我们不妨转换思维，面对这些中职的、或者现在成绩不好的学生，你要用审美的眼光看他们，他们现在的不服气，有可能成为以后他们走上社会面对困难、挫折的能量，这才有事业成功的可能。

　　孙时进：我们说教育要讲人本主义，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状态，因为离开了存在主义，当你连活下去的能力都不具备的时候，人本主义是不够的。我们不能离开社会背景，来谈教育问题或心理健康问题。我们不能讳言自己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还是把不同类型的教育，当作不同等级的教育，认为大学比中职高级，教授比工人高级。比如我以前经常跟我女儿说要减压，重要的是过程，不是结果。但我同时知道，我保护她的童年、保护她野心的力量都是有限的，也可能我保护得了她的童年，但社会不给她幸福的青年和晚年，这是我无法控制的。事实上，我的孩子后来就对我说：你说的这一套到社会上不管用，结果非常重要，大家都看重结果。她比我期待的要努力得多，因为她能感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自己能做出判断了。
　　每个孩子，不管是上中职的，还是大学的孩子，背后都有闪光点，这是教育工作者应该知道和坚持的。面对中职的孩子，要让他们认清自己，认清当前所处的社会环境给了他们哪些限制，又可能给他们那些空间和机会，这是正面意义上的教育。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名牌高校的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而一些蓝领工人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大学毕业生，这样的情况以后会越来越多。但一个修车工人，跟一个大学教授，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完全平等了吗？现在肯定还没有。

　　是多动症患者，还是创造性人才？

　　徐一峰：现在心理健康、精神健康越来越受到关注。每年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发展事业、规范服务、维护权益”。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当然他们得出的数据是比较高的，发现在一般人群当中，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有心理问题，或者是精神卫生问题。我们自己做下来的调查稍微低一点，大概也占到五分之一左右。这五分之一涵盖了所有的问题，因为精神卫生在专业分类中有三四百种，其中真正属于精神病问题的，大概只占到1%。大多数都是暂时性的精神卫生问题，当然也许要获得及时帮助。

　　孙时进：我们也开始注意到社会问题医学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说儿童多动症，最早在国内出现是精神卫生学界提出来的。自从这个概念提出之后，多动症门诊一时间就人满为患。除了病理上可以确诊的之外，会不会有些孩子的调皮捣蛋就被家长老师当成多动症了？儿童教育问题，有没有可能变成医学控制的问题？像菲尔普斯，他小时候就是一个多动症儿童，在课堂上是坐不住的。他的父母带他到处治疗，最后发现这个孩子是为水而生的。到了水里，到了适合他的环境里，他的多动症变成他最大的优势。
　　有位爸爸带孩子来找我做咨询，说他儿子是多动症。我看了一下，从症状上来说这孩子确实像多动症，我就问这孩子像谁呢？爸爸说像他自己，他小时候就在课堂上坐不住，学习成绩非常差，高中都没毕业。但这位爸爸现在事业非常成功，而且对学习充满热情，创造性极强。我跟他开玩笑，说幸亏当年你父亲没条件带你看多动症门诊，没给你用精神类药物，否则你也没今天的成绩了。
　　去年上海做过一个调查，发现3-6岁的男孩在语言、认知、运动等所有的指标对比中都低于女孩。为什么现在男孩的发展普遍成了问题了呢？因为在他最需要跑跑跳跳的时候，却被关在教室里坐着，一关就是半个多小时。现代教育中，男孩受到的打压是非常严重的。
　　除了多动症，还有网络成瘾的问题。据我自己观察，起码中度成瘾的一群孩子，当他们在社会上找不到任何安全和接纳的时候，网络成了他们最好的帮手。我也认识一个被认为是网络成瘾的孩子，后来被发现是网络天才，现在微软总部工作。
　　医学、社会学、心理学，这三者之间如何找到平衡，是整个社会都需要探讨的课题。在以往的社会形态中，能够生活得好的只有一部分人，但今天的社会给了不同的人更多元的空间，哪怕是一个多动症儿童，如果你接纳他，尊重他，他也可能被发现是一个音乐天才。

　　为什么我们“与自己对话”这么困难？

　　徐一峰：这里面有自我界限的问题。要意识到自己是谁，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跟他者、他人的界限在哪里，哪些需要你负责的，哪些你是负不了责的。

　　蒋昌建：我们在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干扰，那么我怎么样摆脱这些干扰？我认为有两点。
　　第一，要看这个社会的阶层是不是可流动的，认清客观条件。如果是个人不管怎样努力，都没办法改变命运的时候，那么出现心理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很大。比如我今天是副教授，哪一天我发现自己绘画的才能特别强，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画家，请问这个通道是不是封闭的？可能并不那么封闭。或者我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民营企业家，但我认为还不够，我要做一个能够改变整个产业、通过改变这个产业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大企业家，那么我要进入的这个领域是不是被垄断的？可能我遇到的困难就很大。
　　第二，还取决于人本身对自己的认识。比如说孙教授原来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凭什么今天他当教授了，我还是副教授？我有各种不平。这个时候你就得注意了，你把认识你自己的标准，放在跟其他人名利的对比上面，你发现你的本分只是个副教授，但你妄想成为博导或者教授，那就会带来心理问题。我个人的解决办法基本上是“自废武功”，我不跟人比较，要比我只比两个，第一比谁活得更长，第二比谁活得更开心。
　　举个例子。我们从小教育孩子要勤劳、勇敢、胸有大志、胸怀天下，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尤其是四十多岁的成功人士当中，患焦虑症的人太多了。孔子也问过学生们的理想。子路、冉有说要当公务员，公西华说要到寺庙里主持礼仪，曾皙说，我跟他们都不一样，我的理想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翻译成现代文，就是暮春三月，换上新衣服，跟三五个好友，在沂水旁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乘凉，一路唱歌，一路走回来。孔子说：吾与点也！孔子说自己跟点，也就是曾皙的志向是一样的！因为孔子看到，不管你把什么样的工作做好，其最终的生活意义到底在哪里。他看到了这个实质，因为他有这份洞察的心。